今年国庆期间，我终于有机会踏上祖国的宝岛——台湾。我的目的地是台北“小巨蛋”，那里有一场NBA比赛。公务能到台北出差，机会并不多，感慨万千，我写下这样一篇文章《三十五年的盼望》——

对于台湾，我最早的记忆来自三十五年前。

那时候我六岁，还没有上学。我六岁时，还有毛主席。虽然我已经认得一些字，但读物很少。有一次，我二哥搞到一本小说，很薄，封面很晦暗，书名只有两个字——《盼望》。

封面的设计我记得相当清晰，两个小男孩，大一点的牵扯着弟弟的手，都是背影。“盼望”两个字，我记得形状，现在我知道那是美黑字体。二哥认的字远比我多，他能看懂，告诉我故事的大概：在台湾，一对兄弟失去双亲到处流浪，他们衣不敝体，居无定所，经常饿肚子，有一次哥哥得到一块糖，舍不得吃，给弟弟吃。

故事很惨，但我听到他们吃糖的情节，就问：他们那么苦，还有糖吃？那个年代，我们兄弟三个都没糖吃。而我得到的知识，是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像这对可怜的兄弟一样。我二哥想了想，很自信地告诉我：台湾人民虽然生活很苦，但台湾产甘蔗呀，糖就是用甘蔗做出来的，有那么多甘蔗，当然会有糖吃，但这并不表明台湾人民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童年时的记忆，如果情节的逻辑有巨大反差，一定会保留很久。关于台湾的印象在我记忆中就是如此。

三十五年后，我终于踏上了这块宝岛的土地。当然，很早以前我就已经知道台湾人民并没有像我童年时想像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当我坐的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走出舱门，我的感觉依然异样——这是一片多么特殊的土地！

关于台湾的知识，在过去三十五年中已经逐渐更新。二十九年前的1980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因为五门功课考了五个100分，父亲奖励我去了一趟上海，住在他的师兄家里，我叫他伯伯。他们家有一台单卡录音机，当时是稀罕之物。伯伯的女儿，和上海所有的女青年一样赶时髦，录音机里放的是邓丽君的歌，而那时候邓丽君的歌是“靡靡之音”，不能听。但邓丽君的歌就是好听啊，所以我们在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却要住下六口人的弄堂小屋里，放低了声音偷偷地听。她们带我去长风公园划船，我坚持要带上录音机，在湖面上放邓丽君的歌，别人听不到。

以后的二十九年里，有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台湾的信息，我们身边，逐渐多了台湾来的朋友。现在我们报社每周一打球，队里有一位“外来户”，他是曾经创作《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周治平。北京的篮球记者队伍中，有一位球迷熟悉的“台湾专家”朱彦硕，目前供职于大陆的体育网站，住在北京的富力城。在台北坐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说，他有一位朋友在苏州工业园上班，每两个月回台北一次，以前回来一次要转道香港，花十几个小时，“三通”以后只要四五个小时，“月薪五万台币的工作，在台北现在不好找啊，”他说。新台币对人民币的兑换汇率是4.8:1，也就是说，他的朋友在苏州每个月挣一万多块钱。

三十五年前有很多口号，我记得其中一条是“一定要解放台湾”。三十五年后，台北的出租司机跟我抱怨说，为什么不允许大陆游客来台“自由行”呢？大陆游客必须跟团才来，他们都坐大巴，不打车，害得我们开计程车的一点好处没有。虽然两岸目前还没有统一，但很多东西已经“统一”了，比如街上的路牌，地铁里标注的地名，英文都已经改成了大陆的汉语拼音。

三十五年前的那段记忆，也在台北的这几天得到了考证的机会。台北有一位曾打过专业篮球的朋友张国光，当年号称“台大恶霸”，他跟我说：小时候我去练专业篮球，相当于到你们大陆的体校，为什么？就是因为吃不好，没有肉吃，但体校有肉吃，还有牛奶喝。

我忘了问他，你小时候，有没有糖吃？